在古代，乐与礼仪的配合形成完备的礼乐制度，礼可以独立施用，乐附于礼才相得益彰。乐制包含音乐、舞蹈、歌咏、诵讽等，此则有礼制乐章可循，滥觞于殷周之际，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由易变繁发展到以少渐多，与礼乐制度兴衰的历史相辅相成。

曾侯钟磬仿制65件曾侯乙编钟

曾侯乙钟乐悬制度仍尊周崇祖

　　周礼乐制度中的“金石之乐”，于周代有“金奏”、“缦乐”、“燕乐”之说，所指“金奏”蕴含着钟、磬、鼓三乐，此乃天子、诸侯享用。

　　周代的“乐悬”，就是指钟、磬之类大型编乐悬器的配置，是礼乐制度中体现等级的重要内容。悬即悬挂之意。历来“悬”钟、“悬”磬和“悬”鼓不仅越来越壮观，而且“悬”的数量也在增加。钟架造型有四面挂钟的，为王者。三面挂钟者为诸侯。

　　曾侯乙大概是为金石乐器陈设方便，将二面曲尺形的钟架与二层叠起的编磬相配构成了“轩悬”。其实，这为演奏提供方便，这种“轩悬”之形曲的形式甚至为曾侯乙在设计墓圹、椁室构造时所采用，因而形成中室和东室的曲尺图形。钟、磬、笙、箫、篪、琴、瑟诸乐正向朝东，作为王侯诸臣坐在东面，正面观赏悬金石、丝竹之乐演奏的效果。按曾侯乙诸侯的爵位，享用的轩悬之制与礼制正相吻合，与传世文献所记载史实相符不悖。从曾侯乙钟乐悬制度看，其仍然是尊周崇祖的典范。

曾侯钟磬仿制曾侯乙32件编磬

　编磬见证轩悬之制

　　在乐悬之中除编钟和悬鼓外，编磬这类悬挂的乐器是石质乐器之王。磬声清脆悦耳，优雅动听，石声与金声相配形成金声玉振雅乐。

　　在曾侯乙墓随葬乐器中，编钟占主体地位，次之则是编磬石乐之声。曾侯乙墓出土的一磬一架，其中以青铜铸制兽形磬架一副，磬块32件，附件挂钩32副，配有敲击石磬的木槌两件。磬是乐悬，出土时陈列在编钟北侧，即中室北壁。其悬挂方式仍然按磬块大小和乐音秩序排列，整齐而又美观，独当一面，是曾侯乙乐悬中轩悬之制的重要依据。

　　编磬虽然形体没有编钟宏伟，但它是乐悬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编磬像编钟一样，音律不但铭记有曾律，而且也有楚律。曾与楚乐悬在礼乐制度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钟编磬乐律、乐音全面而又精准，可视为我国先秦时期一部真实可信的乐律专著。钟、磬上均有“曾侯乙作持”或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之类的铭文，当属曾国乐悬和乐音、乐律风格。

　随葬乐器反映曾国礼制森严

　　周礼乐制度中的“金石之乐”，于周代有“金奏”、“缦乐”、“燕乐”之说，所指“金奏”蕴含着钟、磬、鼓三乐，此乃天子、诸侯享用。曾侯乙墓出土的124件乐器中，有97件为“金石之乐”。曾侯乙墓出土的钟、磬诸类乐器，对于研究周代的礼乐制度有着窥斑见豹的作用。

　　曾（随）国是周王室分封在南方的嫡系国，是王室与诸国间沟通和契合的重要环节。周王朝的礼乐制度被曾侯乙顶礼膜拜，他们把乐与礼仪紧密地结合起来，不仅在宫廷陈列着编钟和君王所享用雅乐之声，并扩展到了祭祀和宴庆活动中。还将音乐演奏与乐律关系联系起来，与周、楚、齐、晋、申的中心乐律关系进行详细标注，让演奏者从钟铭中找到各国演奏的乐音乐律。曾侯乙生前所精铸的钟、磬之乐，不仅运用于祭祀、饗礼、射礼、军礼、冠礼和燕居等，而且通过音乐与各国诸侯举行宴会，融洽中原周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，从而化干戈为玉帛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这本身已超出了森严的礼乐制度压抑着的精神世界。由此推断，曾侯乙在乐制方面似乎没有僭越周制。江汉之间诸侯如林，楚、随连绵屡战的复杂环境下，曾（随）国既要尊重周朝礼乐制度，又要走在时代科学技术变革的前列，出现了不保旧礼而尊周礼，不保旧乐而创新乐，时代虽至战国时代，但曾侯乙仍然呈现出维护旧制的迹象。

　　曾侯乙墓随葬的青铜礼器明显反映出曾国礼制森严，随葬的乐器说明曾国未有僭越乐悬之制的现象。正是在这种礼与乐的制度下，曾国臣民能在曾侯乙死后忠实他的遗愿，杀人殉葬和厚葬珍品重器，并将代表当时社会先进科技文化的编钟带进墓葬。这种乐悬制度与曾侯乙所铸制的“金石之乐”和丝竹管弦诸类乐器，与周王朝风格无异，但在装饰艺术和色彩方面更趋于新的思路，有南方楚、越文化的风格，乐音和乐律的传承则与诸国音乐融汇一起并走在开拓新乐的前列。